本記念碑，是總督府能高橫斷道路開鑿作業隊所立，以紀念大正6年9月到7年1月（1917-1918年）間，循能高越嶺路徑開闢橫斷道路東段（初音至奇萊山）完工時所置，包括「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」與「殉職者之碑」二部分。因臺灣地形受中央山脈影響，東西部阻隔，往來不便，東部長久以來為原住民族群聚區。早期原住民在崇山峻嶺間出入行獵，走出臺灣最早的古道。清末以前，番割（漢番交易的中介者）貿易等也循此古道溝通內外。光緒11年（1885年）起劉銘傳「開山撫番」，更循著這些舊道開闢東西孔道。進入日治時期，官方為求山地控制與資源開發，進一步由隘勇線（對原住民的包圍線）、警備路線（山徑）開闢永久性的越嶺道路，使中央山脈出現了許多新的東西向連絡通路。能高越嶺道路原為泰雅族的塞德克雅族巴雷巴奧部開發，該部落發祥於今南投廬山附近，經狩獵發現東部平原，部份族人漸越中央山脈能高鞍部東移，到達木瓜溪左岸山腹聚居，後再遷至銅門附近，也成為往來埔里與後山阿美族間的貿易媒介，因遷居地為木瓜溪流域，故又名「木瓜番」。這條原以狩獵、貿易為主的路徑至日治時期成為挺進隘勇線的山徑，也是能高橫斷道路的前身。日人治臺初期，對原住民族採懷柔政策，一方面沿用清代撫墾局作法，設立撫墾署，並贈予生活用品、酒食等，以攏絡其感情；另一方面，也推進隘勇線防堵原住民，更陸續派遣測量隊、探險隊深入山區調查，將勢力逐步侵入原住民生活領地。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（明治39年至大正5年，1906-1916年）就任後，致力「理蕃事業」，更擴大執行「五年理蕃計劃」（1910-1914年），對原住民進行武力鎮壓，在木瓜溪下游的花蓮平原一帶引起多次反抗事件，其中尤以明治41年「七腳川社番」事件為大。事件後改採高壓的滅族政策，殘存的原住民則被強制遷移他處，在平地使之水田化，從事農耕。此外，明治43年更開始進行官營移民，安排來自日本德島縣模範農民在原七腳川社社址（今吉安）耕作，並將該地依其故鄉吉野川之名改為吉野，之後豐田、林田等移民村陸續出現，逐漸開發花東地區。對東部控制穩定後的大正6年，總督府開始興建能高橫斷道路，總長約90公里，東段長約44公里。東段道路施工期間，共動用警備員8,500人、職工14,000人、人夫36,000人，耗資42,000元。由於形勢異常險峻，工程艱鉅，死傷頗多，為紀念這段工程，並表示對殉職者的紀念，於大正7年初道路完工之時，在東段出口處闢園設置「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」和「殉職者之碑」。該碑位於今花蓮臺九丙線吉安鄉干城村往壽豐方向途中，但闢建臺九丙線道路後，二碑分開，隔路相望，後殉職碑經西寧寺廟方移至開鑿記念碑前，前後並立，並搭蓋鐵皮屋棚。記念碑立碑處設有石嵌砌基座，高約110公分，是原建物。殉職碑則置於新砌貼紅色二丁掛面磚基座上，並設供桌祭臺，供民眾祭拜，居民尊為「殉職公」。由於能高橫貫道路在花蓮開發史上深具意義，所以該二碑在民國86年（1997年）4月1日經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。

資料來源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