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心」的方向

文／簡永彬

幾年前記得曾看過一部電影，是描述美國一位小學英文老師，他很努力想要寫成一部小說巨著，不過偏逢惡運，接連與老婆離婚、每日慌忙過日、不知所措。朋友見狀，邀他一同去體驗「最後一次單身之旅」。他是一位紅葡萄酒達人，所以就決定往加州納帕產區一遊，途中，當然電影情節必是曲曲折折，我想說的是，當他極度陷入低潮恐慌之際，腦中突然浮現倩人的姿影，他鼓起勇氣回去找她，電影旁白就變成他的回憶口述（他成功寫了一部小說，並被拍成電影），記得其中一句：「幸福有時會轉彎……」的確，這種感受與體會很像攝影，你對作品的了解與感動，在不同的時刻，似乎也會轉彎，它就在那裏，端看你如何去解讀它。作家對他自已創作的作品，往往寄與重情，但我也時常在想，一件作品出世，就像嬰兒誕生，終究會成長，他會脫離作家的臍帶，而由更多的解讀者或觀者來詮釋他們的感動，這就是「藝術」，不是作品的強弱、好壞，而是作品獨立與他者「對話」，是「心」的層次，可能再私密不過了，不需向人交待。

回顧我個人例子也是如此，1987年我創立了「夏門攝影藝廊」，我滿懷個人理想，身上無形揹起巨大的責任，往往把家庭的重心擺在一邊，每每想到自己的小孩，在成長過程當中，並無法得到父親專心的完全教導，陪在一旁，變成我不敢回想的惡夢。1990年夏門攝影藝廊結束後，到國立藝術學院待了一年，學校體制不適合我的個性， 計畫結束後就離開。1992年我與太太李麗芳共創事業，從此就成了攝影界的逃兵，一晃就16年。我把所有以前收藏的攝影書籍，給了當時一位助手，我的器材散落各朋友處，只留下以前所有展出的海報及印刷品，這些東西跟著我東搬西移，我估計超過十幾次，有的淹過水，大多發霉陳舊，卻都是我當年的心血， 現在看到這些印刷品的確像古文物，有些還落腳在二手書店，高價待沽。

2002年是我個人心態轉換的一年，數位影像再次勾勒出我對攝影觀看的熱情，數位影像所能帶給我的震撼，以及透過數位掃描、高品質細緻階調的噴墨列印，給予我很多想像及啟示。我嘗試用我第一部 EPSON4870掃描器，重新來檢視我自已的作品，就好像我重讀一本我己經讀過的書一樣，畫面停格在以往的時空，這些以前親身所投入的空間場域，如幽靈般的喚回記憶，重新給予豐厚的影像語彙，如同新的創見； 以前所未看到的內斂意含，在數位掃描後製的階調噴印，如同聽到一首新編的詩歌，令人悅耳動聽。那種音律，如同發現神祕的天籟音符，是一種幸福的感動，這種經驗的再造是一種「對話」；是沉澱己久，在自己體內被遺忘的聲音。對於這樣的體會，如同革命

酒室風情，鄧南光／攝，1950年代。

般扭轉我曾未有的思維觀看，以前可能拍的很多卻看見很少，看得見與看不到的意念，可能只是一個邊界（border）的臨界線，重點在於用心去發現，去開發（expolosure）屬於自己內在一面窗或鏡面而己， 可能是一句文學性字詞，也可能是剎那片段的詩意，總之，那是一種「態度」，是驗證自已生命能量、不斷累蓄、不斷脫殼，自我核心價值的觀照，無法偽照。

2006年起我重新蒐整、數位掃描鄧南光及張才一生作品，這種體驗更深。二位大師都是台灣紀實攝影先行者，鄧南光浪漫又倜儻的個性，才能拍出如「酒室風情」優柔中帶有一絲哀愁的酒家女之美；張才傲骨不驕飾的直情，才能拍出原住民雄昂自信的容顏，另外，凝視街頭小人物身姿並且拾影記錄，更顯像張才慈悲的心懷。他們都用一生的心血去灌溉台灣攝影文化的重要的良田，尤其又身處政治混沌的年代，那種勇氣，這種捨我其誰的霸氣，是現在年輕一代所缺乏的豪邁。

↑彭瑞麟（右）與恩師石川欽一郎合照，1926，台北。

↑彭瑞麟（前中）與學生合照，1930年代，台北。

另一位也與張才、鄧南光同處日本1930年代，新興攝影運動奔馳的時代，他是彭瑞麟，第一位從東京寫真專門學校畢業的台灣人。1932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畢業後回台創設「アポロ寫真館」，成立研究所並教導台灣人寫真的技藝，他打破傳統師徒式的迷思，新民報譽他為「宛如寫真界的革命兒」。他是石川欽一郎的學生，他努力想做「台灣第一」；目標是入選東京帝展台灣人的「第一者」，可惜雄心未志，這個夢，被陳澄波打破。當他萬心皆灰之際，石川先生幫他轉個彎，介紹他認識當時是東京寫專的校長結城林藏。彭瑞麟最後達到多項「台灣第一」，

漆金寫真－太魯閣之女，1938。

台灣現存唯一一張國寶級作品「タルロの女」（太魯閣之女），是己絕傳的「漆金寫真」技法；十九世紀末所流行謂「古典寫真工藝」（Pigment Print）的非銀鹽作品，他另一張「靜物」作品，也是台灣第一張，由三張黑白玻璃乾板，疊染三原色（YMC）顏料而成的間接天然色彩色作品（Tri-Color Carbon printing process）。之前研究者，或許己發掘二張同底片但不同色調的作品，但不了解他的技法，直到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文獻時，無意從一個相框背板後面，發現另一張同底片但染色不同的三原色作品「靜物」，從自製紙張溢出三原色的染色膜層，才確知是用三原色炭墨轉染彩色印畫技法（Tri-Color Carbon printing process）疊染而成。

金淼照相館，1950年代，楊梅鎮。

同樣例子，也發生在整理「金淼寫真館」吳金淼、吳金榮兄弟的身上，他們是楊梅地區傳奇性的人物，號稱「楊梅三怪」。（楊梅有三怪：賴子（孩子）畜大唔討（不娶），妹子（女兒家）畜大不嫁，豬子畜大不賣。）1994年，當地文史工作者為了護廟保山救樹搶救行動，成立了「伯公山自救會」，間接認識吳金榮老 生，從老先生手上發表了二百多張作品，結集出版「回首楊梅壢」一書，書中有提到：「……孤僻而又節儉到近乎吝嗇的生活操守，是旁人對他的終結印象……」要令老先生再拿出一些作品似乎是一件困難的事。最後吳金榮癌末病危之際，尚不忘娶嫁繼承大事，最後收堂兄之子吳榮訓做為義子，繼承他所有家當。

2008年我接受名嘴胡忠信的電台專訪，有提到整理鄧南光一生底片的始末，吳榮訓先生有聽到這一段訪問，對我有印象。2009年我受客委會委託，蒐研整理客籍攝影家計畫案，打電話給吳先生，才知老先生過世之後12年，我是第一個人，再次打開吳金榮先生的卧房。依稀記得打開卧房時，陣陣霉味撲鼻，陰暗的光線從厚重的窗簾，斜透射到牆上掛著吳金榮先生的遺照，似乎淺淺向我斜笑。頓然想起，他很像小時候，我時常看到電視播出「勞萊與哈台」默片喜劇中，那位瘦怯的哈台，我內心會心一笑。我告訴助理們，向他雙十合拜，第三天，我找到壓在最底層，上擺雜物一堆的玻璃乾板底片，共七百多張，令人振奮。合計三天來，共發掘整理出一萬多張老照片，數量之多及珍貴的影像內容，令人肅敬起來。現在回憶這幾年來，整理台灣攝影文化發展的脈絡，及各階段突出性代表人物的作品，雖然辛苦，有時根本撲個空，找不到人而東奔西跑，意興闌珊之際，突然得到一個貴人相助，找到想研究的對象，這意外的感動及喜悅，無法言表，「羅訪梅寫真館」也是一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