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攝二次大戰受害者日軍性奴隸─台籍慰安婦不是我偶然的想法,卻也不是有已定計畫,這因緣應該從一張照片說起。
小時候,台南老家客廳裡,最令我好奇的,是一張擺放在神案旁的照片,照片中人穿著日本軍服,大人告訴我:「那是你三叔公僅存的照片。」他被日本政府徵調當軍伕,年輕時就戰死南洋。阿公談起他這位唯一的弟弟,似乎有那麼一點落寞。
三叔公早逝,來不及成家而無子嗣,我父親依台灣習俗把我過繼給他當兒子,因此,三叔公的照片就一直跟著我,直到我後來從事攝影工作,更牽動我想拍攝台灣曾參與戰爭者的楔子。
接近:讓我忘記搶鏡頭的職業本能
和阿嬤接觸,是從200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「東京大審」開始,我自行前往,那是第一次親眼見過這麼多阿嬤,也開始瞭解發生在中國、韓國、菲律賓和台灣阿嬤身上的事。
貼近阿嬤的生活,我有機會掌握阿嬤生活中許多不同的面向。印象最深的是沈中阿嬤曾說:「有時候,我覺得我人生已經結束了。」接觸阿嬤後發現,她們的命運很悲慘,表達她們真實的樣貌,就是一種生活壓力和生命陰影的圖像。
一次到苗栗原民阿嬤家訪視時,甫遭喪夫之痛的阿嬤和社工員抱頭痛哭的場景,竟讓我忘記搶鏡頭的職業本能;另一次高雄訪視行程裡,見到阿嬤把年輕社工員當孫女般的自然擁抱,還主動拿出她戰時逃難所攜的一只箱子供我拍攝,那裡面裝滿她和已逝丈夫的回憶,當然也包括戰時身體受殘害的記憶,阿嬤珍藏半世紀的東西,毫不保留地全打開。
鼓掌:摘下戴了超過一甲子的面具
我曾思索要如何呈現這批受害者的影像,是再一次複製她們受傷的記憶?還是表現她們的苦難,以博得觀者同情?或是表演我的影像手法,滿足自我創作慾求?其實在拍攝過程裡,這些想法或多或少都曾影響我的構成。最後,我選擇的是--這群歷經滄桑卻堅強活著的老婦人,重建身體自主和自我價值意識的過程。她們的生命韌性與勇氣應該讓更多人去感受,摘下戴了超過一甲子的面具,面對社會和道德的壓力,面對日本政府迄今不願認錯道歉的精神暴力,不論這群阿嬤的過往出身為何或今日境遇如何,她們都值得大家的掌聲。